2025年3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首批涉市场准入行政诉讼十大典型案例，其中“山东众某燃气公司诉济南市章丘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许可案”引发外界关注。

据最高法网站，成立于2018年的山东众某燃气公司于2019年4月向当地公用事业局提交《燃气经营许可证》申报材料。但不久公用事业局被撤销，相关职能转划到住建局。2019年6月，住建局认为项目不符合规划要求，不予批准。

而这年8月，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的职能又转划到了行政审批服务局（以下简称审批局）。该公司又向审批局提出申请。2020年11月，审批局核准该公司建设液化石油气充装项目。项目竣工后，公司多次向审批局、住建局申请核发经营许可证。但审批局却以项目不符合燃气发展规划要求为由，缺少办理经营许可必要条件，无法办理。

该公司于是起诉审批局，要求法院责令该局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决定，并赔偿其相应损失。法院两审都判定审批局违法，责令其重新作出处理，但驳回了该公司赔偿损失的请求。

从案件原委来看，这一事件的根源在于当地审批职能在划转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案件中的燃气经营许可证审批职能，在短短四个月之内划转了两次，先是从公用事业局转到住建局，又从住建局转给审批局，划转过程中交接不畅，造成事权不清与权责不明。后来接受审批权的审批局不熟悉业务，在住建局之前曾认定项目不符合规划不予批准的情况下，却核准了项目的建设。直到后来发现问题，又要以项目不符合规划为由不核发经营许可。

但是，行政部门在审批过程中的失误甚至是错误，不能由企业承担后果。正如最高法在发布典型案例时提到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核心内容和基石，企业基于审批局前期的核准，已产生对行政机关的信赖利益。公司有理由认为，项目既然已经获得了建设核准，在竣工后会顺利获得经营许可，因此才开始投资建设。那么在项目竣工之后，行政机关就不能出尔反尔，拒绝授予其经营许可。燃气公司有权依据信赖保护原则，不受行政机构内部事权问题的影响，如期获得许可证。即使由于各种原因，确实不宜授予许可，也应该对企业作出相应的补偿或者赔偿。

无论是行政机构改革还是行政职能划拨，其初衷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更好地做好公共服务。然而在本案中，行政机构改革与行政职能划拨却造成了“政出多门”“朝令夕改”“新官不理旧官账”的效应，让市场主体无所适从、进退失据，这是与其初衷背道而驰的，也损害了燃气公司的合法权益。

依据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trust-protection principle），社会成员对行政程序中的某些因素的不变性形成合理信赖，并且这种合理信赖值得被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更改这些行政程序或应在更改行政程序后合理补偿社会成员的信赖损失。具体到本案中，就是不能让一家燃气公司来承担政府部门之间职能定位模糊的后果，为“核发审批”与“政策性问题”的事权模糊而付出迟迟无法做生意的代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8条规定，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法院判决只要求审批局重新作出处理，却驳回了燃气公司要求赔偿的请求，也有不妥。即使审批局最终决定授予燃气公司经营许可，但由于项目早已竣工却多年无法经营，已经给公司造成了实际损失，燃气公司有权获得相应的赔偿。

顺着这个逻辑，本案中“踢皮球”“新官不理旧官账”有违依法行政、合理行政与信赖保护原则，事权不明与权责不清无异于一方面滥权而一方面又卸责，本身也极易诱发权力寻租空间，引发外界有关贪腐疑云的联想，伤害政府的诚信。如果这些负面效应叠加起来，更是戕害了营商环境，打击民营企业投资做生意的信心，长远来看是不利于社会经济的。

所谓“营商环境变差，公司会跑”。如果一个地方的行政流程冗杂、监管环境繁复的话，那么势必影响民营企业的营收，首先会让他们从经济上考量投资做生意的可行性与回报率。而如果繁文缛节的行政流程已经到了让企业做生意的边际收益过低的话，那么就是营商环境的劣化，逼退已有的企业，吓退本来有投资意愿的企业，带来某种恶性循环。

总之，本案作为“市场准入行政诉讼十大典型案例”之一，具备相当强的示范意义。在各地“招商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唯有依法行政、合理行政、提高行政效率，做好公共服务，创造宽松、开放、法治化的市场环境与营商环境，切实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方能更好地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让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

王兢

责编 辛省志